我眼中的二哥梁晓声
梁晓声：忆家 朗读《慈母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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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哥梁晓声能成为作家，贫穷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如果不是在贫穷的苦水里长大，他又怎能有那么多关于贫民的感受及形成的作品呢？甚至今日他仍念念不忘“贫民”二字，视己为“贫民作家”，我想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自信的梁晓声
1968年夏，19岁的梁晓声穿了件褪色黄大衣，打了补丁的灰裤子，一双刷得发白，鞋尖有酒瓶盖大小黑色补丁的蓝色网球鞋，背上背着捆好的，用灰色棉毯包裹着一套旧被褥和几件旧衣物的大行李，行李上还捆扎着一双比他脚上穿的略新的蓝色网球鞋，离开了他生活7年之久的哈尔滨一个大杂院的泥土房，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关键性转折，奔赴那片神奇的土地——北大荒。
他走时的表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三哥和我还有妹妹几乎不相信仅凭二哥带的这些东西能在北大荒生活下去，我甚至觉得二哥这样走很荒唐。我问二哥：“你就这么去北大荒，也不带个箱子什么的，以后能生活下去吗？”二哥起初双眉紧锁——虽说他离开的是一个既贫穷，又有一个疯哥哥的家，但这毕竟是一个有母爱、兄妹情义的窝儿呀！我知道二哥的内心依然留恋、牵挂着这个家。半晌，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不会去很久，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我听了半信半疑。
后来，二哥的话竟一一应验了。先是他的小说《边疆的主人》出版了，接着他又写了几篇儿童文学，不久他真的被抽调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做临时创作工作。那时他结识了鲁秀珍、林予、肖沉、谢树等家乡的文化名人。在他完成创作任务返回北大荒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遇悄悄地向他招手了。他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创作专业当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再后来，他熬过了4年寒窗苦读，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了他艰苦的文学创作生涯。现在看来，二哥当时所说的话是蕴含着远大的抱负和超强的自信心的。
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初二哥不去北大荒，没有被推荐到复旦大学去读书，或许就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只有我们这些从小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才真正了解他。
童年丢失的梁晓声
梁晓声（左一）童年时的全家福
晓声兄和我们兄妹几个都出生在哈市安平街一所几乎凹进地面半米多深破旧不堪的欧式小屋。听母亲讲，他小时候长得又白又胖，很招人喜欢，街坊邻居的婶婶阿姨们见了都抢着你抱她抱的。母亲的话现在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因为晓声兄的相貌在我们家里是较为英俊的，甚至他的英俊和我们兄妹的相貌平平竟使许多人对我们是一母同胞兄妹产生疑问。
那时我们的家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根本没有很多精力照料孩子，把孩子送幼儿园的事连想也不敢想。当时母亲已怀着我，既要看好两岁的三哥，又要侍候卧床的爷爷，饲养好几十只兔子，还有繁重的家务，一眼没照看到，4岁的二哥梁晓声就跑出去了。那时他很喜欢花草，为此他险些丢失了。
那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母亲才发现二哥不见了，起初母亲以为是邻居们把他抱到家里玩去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可是10岁的大哥问遍了所有熟悉的街坊和邻居都说没在他们家，一个街坊说看见二哥在一家俄罗斯侨民的花园里摘花来着，等大哥随同去找时，那家俄罗斯侨民家已经关上大门了。后来母亲与大哥东奔西走四处打听，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大哥回到家中急得直哭，母亲也失望地认为二哥就这么真的丢了。
谁知第二天二哥竟被那个俄罗斯老太太给送回来了。原来，老太太孤身一人，一见二哥钻进她的园子里摘花就喜欢得了不得。她把二哥抱进屋里，给这吃的，给那玩的。起初二哥在她家里玩的还很开心，后来时间长了不见家人就开始哭闹起来。老太太本想留养二哥，可又被二哥哭得无奈，又怕我们家里找到门上，就把二哥送回来了……
背上书包的梁晓声
二哥上学的时候三哥6岁，我4岁，小妹只有2岁，大哥已在29中学读书了。从二哥一踏进校门时起，无数双审视、关心、期盼的目光就落在了二哥的身上。因为二哥上的安广校就是大哥小学读书时的母校。许多安广校的老师都有一种预感，梁绍先是好学生，他弟弟梁绍生（梁晓声）同样不会错。
其实，在二哥身上有几方面是很难找到大哥的影子的。在学习上：大哥是全凭刻苦；二哥则靠先天的聪明和后天的耍小聪明，他听讲时的精力只在六分或七分，回答问题却一懂百懂，胸有成竹，家庭作业也只是草草应付，但每每考试成绩却总在上游。在性格上：大哥内向、举止文雅，心思过重，不贪玩，不好动；二哥却天生一张笑面，却笑得不掩不露，好看自然，玩得贪婪，不管不顾，课后玩球书包竟落在篮球架上。在对待师长上：大哥墨守必恭必敬；二哥则视师长为友，既不迷信，又不轻视，并常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以旷课与师长抗衡。
那时看来，大哥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现在看来，二哥当时的做法更性格化，实际一些，灵活一些，放松一些。
第一次做鸟干粮的梁晓声
二哥是个敢想敢干的人，这一秉性，在他上小学时就已形成了。
那天早上二哥与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家中剩下三哥和我还有小妹，我和三哥就跪在炕上伏在我们家唯一的家当——那对铁皮箱子上画画，画的都是些连环画册上穿盔带甲的岳飞、杨家将什么的。小妹则品尝着母亲给她留下的糖果。忽然我们听到有人跳进院里的声音。那时我和三哥有看护小妹的任务和不许出门乱跑的规定，妈妈和两个哥哥都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我们就把门闩好。起初我们还很害怕，后来听出了二哥的叫门声才放心地去开门。以前二哥也有走了不久又忙三活四地跑回来找书、找笔、找本的时候，可在这次二哥是背着书包回来的。我们惊奇地问二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二哥低头一笑说：“我们老师有病了，放假一天。”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二哥第一次旷课的记录。
说完二哥把书包放在炕边就去洗手，以为手洗干净了便乐呵呵地对我们说：“二哥今天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他边说边学着母亲的样子打开每逢年节时才打开的面口袋，捧了三大捧面放在盆里和起来，边活边往里掺苏打粉，说这样面很快就会发起来。
和好了面，他像模像样地盖好放在一边“醒”起来。然后便开始东翻西找，终于在母亲的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布包。那是母亲年三十才拿出来做鸟干粮用的颜料，母亲叫它瑰子红。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地为二哥担起心来，便劝二哥别动这东西，母亲回来知道会生气的。可二哥却坚持说：“怎么会呢！我既要给你们露一下手艺，又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就这样，二哥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鸟干粮的记录。二哥的手很巧，他又使剪子又动刀，简直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转眼间一盆面已变成了满面板栩栩如生、体态各异的鸟干粮。金鱼的鳞是用笔帽一圈一圈压出来的，鱼眼睛是用红豆包一个面圈做成的，那如莲花瓣般的鱼尾是用手把鱼尾部的小圆面压扁，用刀割成四瓣，再用手逐瓣捏成尾状，用小刀划好尾线而成的。小刺猬身上的刺是用剪刀一剪一剪剪成的，眼睛也是用红豆做成的。还有石榴、莲花、鹊雀、盘龙什么的。
二哥望着这些小东西乐得合不拢嘴，开始为它们着色。结果问题就出在着色上。我敢肯定地说，能做这些小东西是二哥每年三十从母亲那里学会的。但二哥却没能学会着色，也许他根本没有认真地看过母亲是怎样着色的。
二哥把一粒粒瑰子红分别放在小东西的各关键部位，那认真劲真让你联想到锦上添花这个词，然后把小东西放到锅里去蒸……当我们盼到了那个“惊喜”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也就是二哥打开锅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瞬间。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我们兄妹的6只眼睛也不禁盯着蒸锅，皱起了眉头。当我们看到那些小东西已经变成了满锅的紫黑色丑家伙时，便一起把埋怨的目光瞥向二哥。二哥当时几乎无地自容地红着脸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天母亲回家知道了这事没说二哥一句。只是告诉二哥，面不是放了苏打粉就能发起来的，着色时必须先把鸟干粮蒸好，把瑰子红用酒泡好才行……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二哥蒸过干粮，我们知道这件事深深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
变得严厉的梁晓声
俗话说秉性难移，却没讲秉性不可移。其实人一旦改变了秉性，则不是走向成熟，就是陷入了幼稚而不能自拔。
梁晓声全家福
1963年，动迁使我们坐着马车离开了我们出生的小屋，搬进了二哥文中称之为脏街的一个大杂院一间1958年大跃进盖起的板夹泥土房。那时我与三哥都已上学，三哥上小学三年，我上小学二年，二哥已经上初中了，也是大哥上初中时的母校29中学，大哥已被推荐到哈一中。一年后大哥考取了唐山铁道学院，母亲瞒着父亲同意大哥去上大学。
大哥走后，二哥仿佛一下子成熟起来，以后便很少见他以往那甜甜的笑脸，开始学着大哥的样子管教起我们来，时常用略有结巴的口气，板起面孔训斥我们。对我的训斥更加严厉。二哥每接到小妹的一次告状，我便会尝到一次比大哥打我屁股板子还要严厉的体罚。在二哥看来，我们家从父亲那一辈就单传，倒了我们这一代，有了凤姐又不幸夭折，小妹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又是最小的，不管对错，我们都应让着小妹，可那时我真的很难做到。
记得有一次因我与妹妹争吵，二哥很生气，不但严厉地教训了我，还令我写出保证书贴在墙上，后来小妹见到墙上的保证书以为我是成心气她，便一把扯下来，二哥发现后又训斥我，多亏二哥的同学徐雁哥来家，才为我解了围。
从教育方法讲，那时二哥既受过父母不同程度的体罚，二哥也把这种体罚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但却没有丝毫影响我们这个家族的父子、母子情和兄弟兄妹情。二哥最孝敬父母，我对二哥也很敬重，我甚至想到如果不是二哥的严厉，我就会变得很放纵自己，缺少了做人应有的某种约束。
善良的梁晓声
二哥有时虽然显得严厉些，但却有着母亲赋予的善良之心，他从小就喜欢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怜惜落败花叶，为死去的小鸟小鸡流泪，给压死在被窝里的小猫挖坑下葬。
我们搬到光仁街大杂院的一个雨天，一只不足一尺长黑白花的小狗跑到了我们家的小屋不停地叫着。母亲有心收养，又怕缺粮喂不活它。二哥见那小东西浑身湿漉漉地打着哆嗦，便再三央求母亲收养了花狗，起名花儿。
两年后，花儿长大了，只是尾巴上有个白尖。邻居卢叔说这白尖不厉害，看不了家，就乘小花吃东西时用斧头剁掉了白尖。小花痛得直叫，出了不少血，二哥心疼的用布给它包扎好。为了花儿，二哥付出了不少，有点好吃的他忘不了给花儿，花儿是靠我们兄妹省吃节食长大的，小花也给我们带来了乐趣。
尤其是二哥，他很喜欢与花儿玩耍，逗它。让它叼这叼那，东跑西跳的。花儿也很通人性，对二哥特别亲，每天早上送二哥上学到街口。他对二哥的声音特敏感，二哥每天放学回家，只要走到几十米的街口吹几声口哨，花儿无论在哪，在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没命地狂奔着去迎接二哥。见到二哥，它就像见到多年未见到主人一样往二哥身上一扑一扑的，舔二哥的手。每当这时，二哥便露出满脸的笑容，不尽的喜悦。小花已成了二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二哥的许多愁苦，小花也能为他消除几分。
可是不久小花竟被车轧死了。那天三哥去买豆腐，花儿便跟了去，三哥发现后就回来，过一会乘花儿不注意才悄悄地又去了。可是花儿发现后就一直顺着路追去，就在花儿已追到马路边时，一辆停放的汽车突然起动，花儿倒下了……三哥一手拎着盆，一手抱着花儿哭着回来了。我和妹妹见了也都哭了。我们把花儿放到棚子里。那时我们最怕二哥知道。
果然，二哥回家第一句话就问：“花儿哪去了？我怎么吹了几声口哨它也不去接我？”听二哥一问，三哥就哭着把花儿被车轧死的事告诉了二哥。
二哥听了呆愣了很久，后来问我们要棚子钥匙，我们没给他，与他一同去棚子看了小花。小花的颈部被压断了。我们准备把小花埋了，邻居刘大娘说太可惜了，我们知道刘大娘家生活更困难，就把小花送给了刘大娘，后来刘大娘送来一块肉，我们家谁也没吃。
小花的死竟使二哥的情绪很坏，他沉默了有几个月。从那以后再未听二哥谈及狗的事儿，以至于他看到别的什么狗，或听谁谈起狗的话题时，二哥就会联想起他曾养过的那只小花狗……
面临选择的梁晓声
1968年，二哥和许多人一样机械地参加了红卫兵，抄写大字报，进入工厂学工劳动……
忽一日下午，二哥的同学刘树启、徐雁等搀扶着一个面蒙白纱布的人走进了我家，顿时把母亲和我们吓了一跳，那样子使我们联想起大哥患病后被学院从唐山送回家时的情景。原来蒙白纱布的人正是二哥，因他深入车间工作时误将半盆汽油当水去浇未燃尽的炉火，被重新燃起的油火烧坏了脸。多亏当时人多火被熄灭了。
二哥的脸好得很快，没留下疤痕，脸却显得白皙了许多。那时上山下乡运动也随之席卷全国了。二哥也曾产生过他一旦走了，家中母亲、病哥哥、弟弟妹妹谁来照顾的念头。
那天二哥很高兴地从学校回来，和好了泥土，准备修补快要倒塌的父亲用干打垒方法盖起来的门斗。病情稍有好转的大哥笑呵呵地从外面回来冲二哥说：“绍生（梁晓声原名），你还是下乡去吧，户口我已经给你迁好了。”
二哥听了，忙放下手中的托板和抹子，皱了半晌眉头，后来抬起头，语气沉重地对大哥说：“大哥，我是要走的，可你千万要照顾好这个家呀！”
二哥走后，我们家更困难了，大哥的病也犯一次重一次，二哥在北大荒怎么样呢？
艰苦的北大荒，锻炼了几代人的北大荒，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北大荒人，你把二哥造就成了作家。我们为北大荒精神而无比自豪。
作者：梁晓文
梁晓声（左）与兵团战友吴志忠（右）张立民（后）
北大荒战友吴志忠
2002年的一天，我接到二哥梁晓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我到车站接吴志忠。志忠哥与二哥在北大荒是兵团战友，他与妻子到北京去旅游，特意到二哥家中看望。战友相逢，自然是接风洗尘，激情叙旧，畅谈往事。二哥本打算与志忠哥一同回哈尔滨参加一个同窗好友女儿的婚礼，可又因有要事身不由己而改变了主意，就让志忠哥捎来礼物，由我转送。
我按照二哥的电话指示接到了志忠哥。我在少年的时候见过志忠哥，便在“的士”里与他聊起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真是巧了，志忠哥家竟与我家只隔一条马路。我对志忠哥讲述的有关他与二哥在北大荒的往事很感兴趣，便双方各自留了联系电话，准备以后找机会好好谈谈他们在北大荒的事儿……
我和志忠哥是在三十年前见过面的。那年二哥从北大荒回哈尔滨探家，志忠哥到我家来做客。二哥对母亲说：“妈，志忠家就在咱家上坡住，是我在北大荒最要好的朋友。”母亲笑了，费尽心思做了几道下酒菜。志忠哥见母亲热情，便来了酒兴。二哥不胜酒量，几口酒下去便倒在炕上睡了。母亲不想扫志忠哥的兴，就让我陪着志忠哥喝起来……许多年以后，在二哥的《雪城》《泯灭》等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中，我看到了从哈尔滨走出的歌星孙悦……后来二哥告诉我，志忠哥是孙悦的姨夫。
2003年在中视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孙悦又成了众人瞩目的嘉宾。一位文友找到了我，想写一篇有关孙悦的纪实文章。这使我猛然间想起志忠哥。我与志忠哥取得了联系。志忠哥便与孙悦及其父母定好了我们去京采访的时间。可是北京突然发生了非典疫情……以后的一段日子，我和志忠哥畅谈的话题便渐渐转入了志忠哥与二哥他们在北大荒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盖被套睡觉的梁晓声
如果不是志忠哥亲口讲述，我肯定不会相信，二哥在北大荒曾经盖着被套睡过觉——他偷偷地把被罩扯下来，撕成宽条，做了别的用场……
1968年夏，二哥踌躇满志地奔赴北大荒的黑河一师二团七连。临走时，我们家家境窘迫，二哥从报名到走仅几天的时间，他同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连一个可以让他装衣服的旧箱子都没有。他只好把几件旧衣服和一双打补丁的网球鞋打在行李中间，脸盆牙具等物品放在一个网兜里。一想起当年二哥肩上背着行李、手里拎着网兜离开家，走出大院时的凄凉情景，我的内心就不禁一阵酸楚……
北大荒知青当年住的土坯宿舍
二哥来到北大荒，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南北大炕的土坯宿舍里。虽然大家生活在一起，工作学习在一起，可过的却是各自独立的生活。下乡的知青来到兵团，大都做农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睡在一块不过一米左右、勉强放下一床褥子的地方。二哥没有箱子，白天下地，就把衣物卷在被子里，晚上睡觉，衣物便成了他的枕头。看到同屋的几个战友从卫生所要来了旧药箱子放在墙上的柜架上装些杂物，二哥就也到卫生所要了个旧药箱子，刷干净放在自己炕头的架子上，这样二哥才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箱子。后来二哥当上了副班长，负责班里的生活、卫生等工作。一天上边来检查卫生，批评二哥他们班放在架子上的药箱杂乱不堪。二哥看着这些敞口冲外，里面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箱子顿时发了愁：怎样才能让这些杂乱无章的箱子符合卫生标准呢？
想来想去，二哥竟想起了我们家的桌子和碗架柜。所谓桌子，就是用一块木板搪在一侧的墙上，木板下边挂一块布帘儿；碗架柜是两个摞在一起的肥皂箱，前边也挂着一块布帘儿。
几天后的一天，二哥他们班的宿舍突然面貌一新，架子上那些装有杂七杂八的敞口箱子上挂上了一块洁白的布帘儿，把宿舍衬托得让人刮目相看了……战友们惊讶地你问我、我问你，谁也没找到答案。
当晚睡觉时，战友们发现二哥的被子成了棉花套子——那以后很长时间，二哥就是盖棉花套子睡的。战友们这才知道，梁绍生（二哥的本名）把被套扯了当布帘了！
站在炉台上朗诵诗
在志忠哥眼里，二哥在北大荒既有平常的一面，又有与众不同不可思议的一面。他当时只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过几篇作品，谁能想到他会成为今天的作家梁晓声呢？我同意志忠哥的看法，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兄弟也从未想到过二哥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童年时代的二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严重营养不良，至今二哥的身体依然瘦弱单薄，疾病缠身。到兵团当农工时，身体根本吃不消。但他是个坚忍不拔的人，从不向困难低头，所以每天出工他几乎都是强挺着的。二哥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更不想把自己的弱项流露丝毫。所以没几个人知道他是在拼着老本下地干活的。
二哥有自知之明，要想在战友面前干出个样来，靠体力他只有望尘莫及。二哥又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便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在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写作上加倍努力。每天收工吃过晚饭以后，别人打扑克、下象棋、闲聊……他从不入伙，常常一个人躲在安静的地方看书、练字、写诗……那段时间，纸对二哥来讲显得格外珍贵，哪怕是一张一面有字的纸他也舍不得浪费掉。
二哥是个心有灵犀的人，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提笔成文，出口成章。那时上边有要求，连里每星期最少开一次批判会，斗私批修，每位知青必须发言，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搞得很多不善于发言的知青伤透了脑筋，东求西求让人代写批判稿。二哥擅长写作，便成了一些知青的求助对象，二哥有时也为此沾沾自喜。这样一来，二哥的文笔开始慢慢地得以锤炼，在班里的威信逐渐提高。他非常珍惜副班长这个职务，并时时处处做表率。可是那年发生了一件事，二哥被撤职了。
那是1969年秋，团里的麦子遭了霜灾，几乎颗粒不收，上级又打出了不伸手向国家要粮吃的口号，这样一来，知青的日子就难过了。自从知青下乡以来，几乎顿顿是面食，这是城里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可那年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知青们都受不了了，患病的，想家的，家里来电报请假的；超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二哥他们班有个团员超了假，连里要处分他，二哥得知那名团员家中确实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就坚持批评教育，不给处分。结果他与连里发生了争执，连部开会做出决定，不但那名团员受到了处分，二哥的副班长职务也被撤消了。
不少知青对连里的决定有不同看法，认为太不近情理。二哥知道兵团是部队管理模式，只有服从命令，接受处分。
那年秋后，不但粮食紧张，副食品、蔬菜、水果等物品在供销社也很难见到，知青的情绪很低落。快过春节了，上边有指示，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给探亲假，知青们听了，情绪更加低落。到了年根底下的一天，有人风风火火地跑回宿舍说：“好消息，供销社来了几箱冻苹果。”这使情绪低落了好长时间的知青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志忠哥与二哥他们已有一年多没有吃水果了。知道不能回家过年，他们把钱都寄给家中了，只留了很少零花钱。于是志忠哥和二哥便把仅存的几个钱凑在一起买了几斤冻苹果。
一出供销社的门口，志忠哥和二哥便迫不及待地拿出冻苹果啃起来。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西北风卷着雪花迎面扑来，两个知青冻得发抖的手里捧着冻得如同石块一样坚硬的苹果啃着……啃着……冻苹果很小，费很大劲啃下一块在嘴里嚼着，却嚼不出一点苹果味儿来，他们的心里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
转眼间年三十到了，那可真是个难过的年呀！吃年饭时，许多知青都喝醉了，哭的、唱的、东倒西歪乱作一团……说是年饭，桌上根本没有一道像样的菜，很少看到荤腥。二哥心情不好，象征性地喝一口酒便离开饭桌，在这种场合下，他能把握住自己。不知哪位知青见二哥离开饭桌便大声喊起来：“梁绍生你别走啊！你不能喝酒也行，不是会写诗吗？给咱们知青哥们儿来首诗，这可是你的长项呀！”话音刚落便有人响应，这个说，对！来一首！那个说，对！大点声！这个说，对！站高点！那个说，对！就站在炉台上吧！……为了不扫知青战友的兴，二哥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那么一股猛劲，一个箭步跃到炉台上激情地朗诵起来：
“我站在炉台上，窗外白雪茫茫，屋内几多忧伤几多惆怅。我凝视着桌上的残羹冷炙，我听到西北风无情地撕扯着门窗，我的心不禁一阵酸楚，思乡的泪水就要夺眶，思乡的心儿似乎跳出胸膛，飞回我可爱的家乡。可我知道那是梦，美丽的梦想……我的心依然在我的身体里迷惘……迷惘……”
二哥跳下炉台……宿舍里已是一片哭泣声……二哥的眼角也湿润了……他也想家，想妈，想爸，想哥哥，想弟弟，想妹妹，想家里的年过得怎么样……
留在北大荒的初恋
二哥曾多次在文中坦言：我的初恋在北大荒。但对二哥在北大荒的初恋，我却一无所知。
二哥对交女朋友一直是很慎重的，他绝不轻易与人交往，更不草率与人保持密切关系。在我看来，能成为二哥初恋之人，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女性。
直到几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份报上看到了那位牡丹江大姐姐董秋娟写的文章后，才解开了我心中多年未解之谜。仅从照片上的形象看她已经算得上优秀了。
70年代知青董秋娟
对于二哥在北大荒的情感故事，我想二哥是难以忘怀的，他是尊重双方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萌发出的那样一种纯真浪漫的情意的。董大姐在文章中将他们那段恋情公之于众，二哥更是理解。不然，在董大姐带着那篇未发表的文章来到北京找二哥征求意见时，二哥怎么会毫不犹豫地在文稿上签名同意发表呢！
至于二哥为什么会与董大姐分手，我想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后来我从志忠哥的回忆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他说：“当时我和你二哥都小，别看我个大，可心眼儿没有你二哥多，看不出事来。起初，我见你二哥和小董之间只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都是一般的正常来往，根本不在意。有时我们三个人也在一起聊过，可后来我发现聊来聊去我就插不上话了，他们聊的兴趣浓浓，我却一点也不感兴趣。什么人生、理想、世界观，有时也把话题谈到爱情上，《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亚瑟与琼玛，贝多芬的音乐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什么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谈爱情可是步入禁区了。直到有一天傍晚我不见了你二哥的踪影，卫生所小董住的屋也锁着门，我才猛然间明白了什么。”
我继续追问：“那他们后来是怎样分手的呢？”
志忠哥皱了皱眉头，说出了实情：“小董和我们几个知青到过你家，一看你家那个情况，住在地窖子似的泥草房里，还有一个嘻嘻傻笑、走来走去的精神病大哥，那么多的弟弟妹妹……一般人一看就得打退堂鼓。特别是你大哥的病，人家害怕呀！他们分手时我问过你二哥，他说，小董是个很值得爱的女人，可她要是跟了我，她就不会有幸福可言，那样我不是害了人家？我是为她着想呀！”
志忠哥的话我信，因为我知道我家当时的家境是怎样的，二哥又是一个很少为自己着想人，他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感情……
2003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北京二哥家度过的，这一次，我才真正得知二哥在北大荒初恋的全部。二哥说：“我的初恋始终是和党的关怀分不开的。那是我在北大荒当小学老师的时候。那年秋末北大荒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宿舍里正修火炕，我睡的炕位重抹的炕泥还没有干，我只能与一名战友挤在一个被窝里睡。那时连队卫生所的戴大夫回家结婚去了，卫生所只剩下女卫生员小董一个人。由于边境局势比较紧张，团里经常半夜紧急集合，卫生所离连队又有一段距离，让小董一个女卫生员单独住在卫生所很不安全，组织上决定安排一名男战士进驻卫生所。派谁最放心呢？最后，经党支部和校领导讨论决定，我这个沾为人师表光的梁老师就这样被派到了卫生所。我的初恋就这样在卫生所这一男一女的世界里悄悄开始了。
二哥在北大荒的初恋和很多人的初恋一样，在充满神秘的色彩中悄悄地来临，在浪漫的热恋中甜蜜地进行，在满城风雨中渐渐冷却，在现实中无可奈何地各奔东西……
二哥他们住的卫生所是一排砖房，二哥住在手术室，董姐住在药房。二哥与董姐的初恋最初是由声音的传递开始的。如：“梁老师回来了吗？”“可以关灯吗？”董姐的声音是从药房传出来到，虽略显一字一板，仍流露出温柔甜美。从这简洁的话语中，二哥得到了两个信息，一是董姐对他的脚步声很敏感，二是董姐知道他有晚间睡觉前看书的习惯，电灯的总开关在董姐那儿，所以在关灯前总要向他打个招呼。人对感情的追求最初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的。以前，二哥见董姐的机会不多，除非身体出了毛病，需要看医生吃药——即使那时二哥对董姐这样优秀的女士内心有某种企图，但也决不会以泡病号的方式三天两头地跑卫生所呀。二哥一般进卫生所，在别人眼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然而，二哥得到的则是一种全新的、朦朦胧胧的感觉……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一天早晨，二哥发现他的洗脸水已经打好了，而且是加过热的。牙膏也挤好在牙刷上了……这使二哥又得到了第三个信息，董姐在默默的关心他。他很想到董姐的房间当面向她致谢，但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表达谢意更好。于是，第二天二哥起了个大早，用同样的方法回报了董姐。可是第三天董姐起的比二哥还早……就这样，二哥和董姐他们的关系在比谁起得早的游戏中变得微妙起来。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在消毒室相遇以后，竟双双莫名其妙地低下了头，红着脸儿，不好意思起来……
几天后的一天，二哥下课回到宿舍，突然发现早晨自己没来得及叠的被子已经叠好了；再仔细看，窗子也擦过了，地板也拖过了，地板上还有半截红头绳儿。二哥捡起红头绳，心想，肯定是董姐给他拖地时掉在地下的。又一想，这红头绳可也是红线呀！莫非这半截红头绳是小董有意作为隐喻留下的？这样想来，竟使二哥难以入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二哥就起床了，他打定主意：“不管你小董有意无意，我都要把这半截红头绳还给你。”可是当二哥去敲董姐房门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董姐的房门竟是开着的……那是二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青春少女安静地躺在床上。他本想退出去，但觉得那样反而不好，就把红头绳放在药箱上，提笔留言：小董，感谢您为我打扫房间，红头绳掉在我的房间里，特给您送来。
就在二哥给董姐留言的当天晚上，爱神在卫生所降临了。
“梁老师，回来了吗？”董姐的声音是从药房传来的。
“回来了。”二哥在手术室文质彬彬地回答。
“那……可以关灯吗？”董姐又问。
“可以呀！”二哥的回答有些兴奋。
接下来是沉默……一分……两分……三分……十分钟过去了，对话又开始了。
“梁老师，睡了吗？”
“还没睡呢。有事吗？”
“没……什么事，就是睡不着。”
“要是感到有些寂寞，我可以陪你聊一聊。”
“那不影响你休息吗？”
“不……不会的……”
……
就在那个有着一轮皎洁的月儿的夜晚，二哥和董姐他们悄悄地走到一起了……秋风从窗缝门缝中挤进了他们的世界，月儿在蓝天上窥视着他们倾诉真情。二哥娓娓地讲述着自己的童年，像是在唱着一首自作词曲的歌儿，有忧伤，有欢畅……董姐很少说话，只有那双黑亮而又痴情的目光向二哥传递着只有他们才会感悟的信息……那天他们谈得很晚很晚……在不知不觉中，爱神降临了，于是，他们便有了初吻。
从那以后，二哥与董姐便经常在一起。转眼冬季到了，卫生所阴冷阴冷的，二哥开始喜欢学校的氛围了，便时常领董姐到学校去玩儿。学校的火炉烧得很旺很旺，还有一个小收音机，他们可以边烤火边听歌曲。直到有一天夜里，二哥和董姐正陶醉在欢乐的歌声中，连里却闹翻了天，因为那天夜里有出诊任务，找不到董姐，全连总动员，四处寻找，最后在学校找到董姐，她正和二哥在一起……经过这件轰动全连乃至全团的事儿以后，二哥没受什么影响，调到了团里，董姐却被调到了一个条件较差的连队，为此二哥深感内疚。他开始反思自我：小董因我受牵连了，可我对她还没有正式表示过爱情，我们之间甚至还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那样的话，我只知道我太寂寞太压抑了，太需要温暖了。但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却是那样的……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厚，在一个小河边，他们又相遇了，两个穿军大衣、戴军帽手套的有情人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那拉近距离的片刻，董姐的眼角流下了泪水……二哥觉得很对不起董姐，回到团部便给董姐写了一封信：小董，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郑重地告诉你，我将对你的生活负起责任，我现在开始考虑扎根边疆了，我愿做你在北大荒的丈夫。如果你一定要回牡丹江（董姐与二哥说过她哥哥正在为她办理回牡丹江的事），请彻底忘了我。
这封信发出以后，二哥再也没有收到董姐的回音。
1982年，二哥的成名之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了。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二哥看到了熟悉的笔迹：梁老师，读了你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想起了我们在北大荒结下的情感。那时你就那么爱好文学，我就想，将来有一天你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如愿，一定会写一篇好小说给我们看的。你的小说还使我想起在北大荒我是第一个读到你写在日记本里的小诗和美文的人。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那个没灯的夜晚，在卫生所，借着月光，你双手捧着日记本一篇一篇地读给我听……我在你的简历上得知你已成家而且有了一个儿子。我也成家做了母亲。
董姐的信没留地址。这使二哥兴奋之中又有几多迷茫。他只知道董姐在一个矿上做卫生员，董姐的生活怎样？收入怎样？工作顺不顺心？都是二哥挂念的。那时二哥在北影做编辑，月薪49元，还有些稿费收入。他甚至想把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300元钱寄给董姐100元。可惜没有董姐的地址。他给牡丹江的几个矿写信查找，可是都石沉大海了。后来，二哥写了一篇《初恋杂感》，发表在《现代家庭》上。二哥又一次收到了董姐的来信，信中这样写道：读了你的文章，我非常感动。你能把我们当年初恋的经历写出来，说明你没有忘记我，我们的初恋依然留在你的记忆里。那就让它永远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里吧！
董姐的这封信依然没有留地址。但却告诉二哥她爱人不幸去世的消息。这使二哥决心帮助董姐的心情更加强烈。可是董姐的情况二哥只能从知青战友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对于董姐二哥依然爱莫能助。
1999年的一天，二哥正在家中接待客人，电话铃声响了，二哥拿起电话，对方问二哥是否能听出她是谁？后来，二哥在回忆起当时接电话时的情景时说：初恋是很神奇的，我当时断定就是她，虽然已经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我却能很准确地判断出来。
董姐在电话中提出要见见二哥，二哥说任何时间都可以。二哥放下电话就与客人商量说：对不起，我要接待我在北大荒时初恋的姑娘。客人们立即为二哥放行。
在北影住宅楼的街口，二哥和董姐见面了。二十多年的沧桑岁月，他们都变老了……董姐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二哥似乎看出董姐有心事，便关切地说：“小董，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其他的都不说，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为难了，需要我帮忙？请千万说出来……”
在二哥的追问下，董姐说出了实情，她是为了给儿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来的。这使二哥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他说：“小董，我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你说的事情，我是很难办成的，但我必须答应你。在这二十多年里，你来信不留地址，又不留任何信息，更没有来向我索求什么，只有在儿子毕业的时候，为了儿子才愿意见我这个二十多年没见面的梁晓声一面，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让我又一次感悟到一个做母亲的心呢！”
至今，二哥仍为自己没有能力履行对董姐的承诺而愧疚。令二哥欣慰的是，现在董姐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工作……
前右二为董秋娟右三为梁晓声，这照片摄于2001年，梁晓声与在京的几个兵团好友欢送董秋娟病愈回牡丹江。（图片来源：孙名齐）
文学殿堂的引路人
志忠哥说，二哥在北大荒有位终生难忘的恩人崔长勇。他是佳木斯兵团司令部的一个宣传干事。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崔干事，此人学者气质，很有文才。二哥在北大荒如果不是遇到崔干事，如果不是崔干事的指点，和逆境之中对二哥的鼎力相助，二哥也许就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了。
那是二哥当教师的那段日子，使他有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时间和集中的精力从事写作。在那些个性鲜明、稚气可爱、聪明伶俐、调皮好动的老职工的孩子那里，他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发表了。二哥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上，引起了兵团司令部宣传部门的重视。不久崔干事便找到了二哥。他们见面后谈得很投机，由浅入深，最后谈的几乎都是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鉴赏和探讨。二哥对崔干事的渊博学识非常崇拜，崔干事也为二哥的聪明才华而喜出望外，真是相见恨晚。最后他问二哥：愿意做通讯员吗？二哥点头同意。分手时崔干事告诉二哥说：兵团司令部准备办一个写作班，你等我的通知吧！
不久二哥果真接到了通知，他怀着一颗渴求文学创作的心前往佳木斯兵团司令部报到。原来，这是兵团司令部的一次人才大聚集，能参加这个班的人，大都是兵团的才子。办的班不只有写作班，还有绘画班、音乐班、表演艺术班等，可谓精英荟萃，让二哥大开眼界。这次学习对二哥的写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二哥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文学辅导的机会，他内心庆幸自己今生今世能遇到崔干事这样的引路人。应当说，二哥确实有文学天赋，在二哥的脑子里似乎天生就装有文学，一经系统点拨，便如鱼得水，不可收拾。他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利用一切可以使自己多长见识、充实知识的机会，与老师学员交流，探讨，请教……结业了，二哥的结业作品很成功，得到了崔干事及有关人员的赞赏。崔干事鼓励二哥说：“回去后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写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写下去。你是写作的材料，努力吧！千万不要荒废了自己，你的将来不可估量……”
崔干事是第一个当着二哥的面预测二哥未来的北大荒人。以后崔干事的话便成了二哥在北大荒生活中的座右铭，文学创作也慢慢地成为二哥生活中的一部分。
正当二哥痴迷于写作、辛勤笔耕时，厄运也慢慢向他袭来。在那个特殊环境成长起来的二哥，经常对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感到迷惑，从而使他渐渐养成思索的习惯，一旦他悟出了什么道理，便毫不顾忌地坚持到底。他的这一倔强性格，便注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崎岖坎坷。
他当通讯员以来，所报道的内容有时竟与领导观点不能一致。终于因为一篇报道导致二哥被下放到木材厂去……他那单薄的身躯怎能受得了呢？没过多久，他的身体便被压垮了，他的精神也几乎崩溃了。也就是在这时，二哥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崔干事。想起了崔干事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的。这句话在二哥的脑海里只是闪动了一下，却如同在黑暗中猛然见到了一丝光明。他立即动笔给崔干事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当时的处境详细地告诉了崔干事。
梁晓声和父亲
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贫民的儿子，在这举目无亲的北大荒，我只有求助于您了……
崔干事看了二哥的信，知道二哥处境艰难，心里十分着急。他担心二哥经受不住这突然的打击，当即挥笔疾书寄给二哥。二哥很快收到来信，信中写道：人生中的逆境有时往往是好事，它会使你在磨难中品味人生，使你的意志更加坚强。所以，你要正视现实，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定会遵守诺言，尽全力帮助你的。
几天后，上边派人到连里了解情况，二哥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原来崔干事把信寄给二哥以后，当即又将二哥的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反映。领导对二哥的情况非常重视，便派人下来调查了解情况。又过了几天，崔干事突然与团里的领导一同来到木材厂看望二哥。这一次，二哥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二哥也从此离开了几乎断送他前程的木材厂。从那时起，二哥便把崔干事视为恩人和可敬的兄长，文学之路上的启蒙老师……
二哥刚刚摆脱困境，便时来运转。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借调函。原来，他当教师时发表的那篇少儿题材的小说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少儿部的鲁秀珍老师选中，要改编成连环画册。当时出版社人才缺少，就与兵团司令部商量借调二哥，这在当时的兵团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促成二哥的借调，崔干事多次与有关部门领导协商，反复交涉，最终，二哥如愿地被借调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是1974年。写到这里，对崔干事这个人该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了。可是后来崔干事却出事了，二哥得知后痛心疾首之下写了中篇小说《又是中秋》，小说中的老隋就是以崔干事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他对崔干事后来的一些做法担过心，可是崔干事还是因办学出了事，吃了官司，至今仍被关押在监狱中。每每想起这些往事，二哥心里就万分难过。他说：“无论老崔现在怎样，都抹不掉当年老崔对我恩重如山的情义，他拯救我于危难之中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如果没有当年老崔对我的鼎力相助，就没有我梁晓声的今天。三十年前，老崔把我引入了文学殿堂；三十年后，我成功了，他却成了囚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呀！”
北大荒最后的日子
1975年，借调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做临时工作的二哥重新回到北大荒。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用他的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册出版了，出版社交给他的各项临时工作也较好地完成了，而且他还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常与文化名人接触，耳濡目染，二哥受益匪浅，使他对文学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他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了。他人变了，变得成熟起来；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倔犟了。原本是个直言的人，现在变得甚至有些严厉尖刻。他最看不起的是假话成套的人，可是在那个年代，这样怎能行得通呢？二哥本来有望留在出版社的，但社里的老同志又怕二哥一时不慎说错了话，那样反倒害了二哥，就让二哥回北大荒了。
世上有很多事只用因果关系解释往往是解释不通的。二哥不能留在出版社而重返北大荒，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显然是一件憾事。可二哥却又一次时来运转了，可谓：祸兮，福之所依。二哥重返北大荒时，又赶上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一时间，二哥所在团的许多知青都被推荐到了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打起背包出发了。二哥也有几次机会，但不是专业不喜欢，就是有别的其他原因，几次机遇都擦肩而过了。正在二哥一筹莫展的时候，团里来了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创作专业的名额。这个名额没有几个人敢报名，因为该专业有特别要求：有一定的文学基础，从事过文学创作，发表过文学作品。团长一见这个名额就拍板定砣了：“这个名额咱们团非梁绍生莫属，谁也靠不上边。人家参加过兵团司令部的写作班子，不但发表过小说，这次借调到省出版社，小人书都出来了。他要是上不去，咱团这个名额非瞎了不可！”
老团长是个爱才之人，他这一句话决定了二哥一生的命运……二哥就这样过了推荐这一关。
二哥面临的关键一关是考核关。考核二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这可是考真本事呀！关心二哥的人都为二哥担心。二哥当时既紧张又矛盾。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机遇了，过不了这一关，也许命运之神今生今世再不会给他机会了。他更不能忘记，来到北大荒，那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战友、领导都在默默地帮助他，关心他，命运之神已经够偏爱他的了。他也想到，即使过了这一关，将来的学费、生活费将依靠什么呢？这也使他联想起自己那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家，父亲一人在大西北挣钱供养的家，母亲领着一群孩子艰难苦度的家，经受磨难患神经病的大哥转来转去的家……他几乎不敢想下去。
二哥真是太幸运了，他遇到了决定他命运的人——考核他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他与二哥谈了很久，便毫不犹豫地在决定二哥命运的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没有想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北大荒，一个瘦弱得不堪一击的青年会有那样深厚的文学修养。从文学基础知识到写作经历，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从高尔基的《童年》《母亲》《我的大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到司汤达的《红与黑》，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伏尼契的《牛虻》，他都能谈吐自如，正确评价。教授感到，他似乎不是在考核这青年，而是在与这青年进行文学艺术的交流。因为他们的谈话已经远远超出了考核的范围，甚至有些问题还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而且他们当时都毫无顾忌地说了真话。这就是他们的谈话更加默契，以至于二哥上了大学以后与这位教授成了莫逆之交。
二哥就这样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通往上海的列车，离开这曾使他魂牵梦绕的北大荒……人生路漫漫，一步一个脚印，二哥以后的路会是怎样的呢？平坦？坎坷？迎接他的又将是什么呢？鲜花？荆棘？在他的心里有一点是决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不管怎样，不论发生了什么，文学之路，我走定了——直到人生的终结……
梁晓文，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现有百万字发表于报刊，有小说集专著，作品多次获奖。
相信人有缘，那个唯一没被吓退的女孩儿成了妻子
1977年，28岁的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成为这里最年轻的编辑。有“复旦”这样的名牌大学文凭，再加上梁晓声看上去斯斯文文、书卷气很浓，同事中热心的师长们就把他“推荐”给自己周围的好姑娘……
1981年7月的一天，正埋头一部儿童电影剧本创作的梁晓声，被文学部的党支部副书记硬拉下了楼，原来，他想“推荐”给梁晓声一位叫焦丹的姑娘。
一眼相见，梁晓声就对这个短发、大眼睛的女孩儿充满了好感，但是他十分坦诚地向对方告知了自己贫困的家境。
以往没等听完梁晓声的这番说辞，许多姑娘就抽身而退了。没想到，这个女孩儿竟被感动得哭了。良久，她抬起满是泪花的大眼睛，望着梁晓声说：“我真的没想到，看起来瘦弱的你，肩上竟有这么重的担子，那你就更需要一个人爱护你了……”
从那以后，梁晓声的单身宿舍里，隔三岔五的便可以见到焦丹的身影。她经常会在下班的时候绕个弯儿路过。一听到那清脆的脚步声，梁晓声就知道是她来了。
终于在相识10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登记后，梁晓声陪他的新娘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他们的新房——梁晓声那间11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靠着好女人，筒子楼走出平民作家
出身贫寒的梁晓声对于豪奢有本能的反感，他也不能容忍一日三餐浪费太多的时间精细操作。
而家庭条件较优越的焦丹和许多女孩儿一样，十分喜欢烹饪。看到心爱的人为了创作日益消瘦，她变着花样地做饭为梁晓声增加营养。
一天，焦丹正在楼道的灶台上忙个不停，梁晓声却坐不住了：“一顿饭而已，你每天弄这么复杂做什么？吵得我都写不下去了。”
焦丹没想到自己的一番好意却遭到了抱怨，她满脸委屈地抽泣起来：“我只是觉得你太瘦了，想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
见此情景，梁晓声连忙道歉。可是从此，焦丹放弃了精雕细琢的烹饪爱好，慢慢练就了一种能在十几分钟内做成一顿饭的本事。但就在这十几分钟的饭菜中，却包含着她花了不止几个月的心思。在妻子默默地鼓励与支持下，梁晓声的成名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了，并在该年得了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
结婚一年后，就在那间单身宿舍里，焦丹生下了儿子梁爽。为了不让儿子的哭闹声影响到喜欢安静的梁晓声，焦丹绞尽脑汁。
看到两人轻手轻脚的样子，梁晓声心里十分愧疚。焦丹却反过来安慰他：“想报答我们，就赶快写出好的作品来。等哪天你成名了，也让我们沾沾光。”梁晓声惟有以更加出色的作品来表达对妻子的感激。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得了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同年，他的另外一篇感人肺腑的作品《父亲》拔取了短篇小说奖的头筹。有人甚至喊出1984年是“梁晓声年”。
也就在这一年，梁晓声与焦丹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搬到了同一幢筒子楼的一间14平方米的居室里。成名后的梁晓声更加忙碌了。为了支持他的创作，妻子不但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就连本该属于他的许多事也承担了：父母来北京，她陪着出去逛；北大荒的朋友来了，由她来招待；有人求他办事，也是她跑前跑后……
在焦丹的建议下，梁晓声把父母从黑龙江接到了北京。那时梁晓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有行政职务，工作更加繁忙。常常是瘦弱的焦丹蹬着三轮车带着二老去医院看病。而他的稿费总有一半要寄去接济弟弟妹妹们，焦丹也毫无怨言。一家三口一直住在那间只有14平方米的筒子楼居室里。梁晓声感慨万分地说：“这一辈子，真心视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为亲人的，除了妻子焦丹，别无他人。”
1988年，梁晓声完成了长篇小说《雪城》，念及多年来妻子的付出，他在书中借男主人公给女友写的一封情书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感激：“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好女人使人向上。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又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于是男人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走向世界。”
难得妻子这份情，人间大爱伴夫走向高远
1998年，梁晓声用半生的积蓄买了四室一厅的住房，看到妻子和儿子兴奋地在正装修的屋子里转来转去。梁晓声心中略感安慰。
但就在这一年，梁晓声的母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母亲将围在病榻前的儿女们看了又看，然后紧紧地攥住梁晓声和焦丹的手，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夫妻俩从母亲挂泪的目光里读懂了老人的心思。他们俯下身，哽咽着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们会照顾好大哥的。”原来，梁晓声的大哥30年来一直住在哈尔滨江北精神病疗养院中。
梁晓声的大哥年轻时患上了精神疾病，梁晓声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大哥的照顾和治疗，1999年他把年龄已大的哥哥接到北京，八年过去了，在晓声悉心的照料下大哥恢复的很不错，这是1999年大哥离开哈尔滨时兄弟俩的合影……（来源：酸菜摄影）
“焦丹，我想将大哥接到北京来治疗，找一所好的精神病院，你觉得行吗？”梁晓声与妻子商议。
“行啊，可是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不好。大哥需要的不是多好的医疗条件，而是家庭般的温暖。但将大哥接到咱家一起住，又会影响你的写作，怎么办呢？”焦丹和梁晓声都陷入了沉思。
“办法倒有一个，可是，算了……”梁晓声想了想，话没有说出口。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把大哥安置在新买的房子里，雇个人照顾他，我们还住在原来的宿舍。大哥孤零零的这么多年，就让他过段好日子吧!我们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享受。”
“焦丹……”梁晓声紧紧地握住了妻子的手。
焦丹亲自为大哥挑选了家具和工艺品。听说大哥会弹琴，焦丹还买了一台电子琴。焦丹让人把靠阳台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居室设计成了书房，桌上摆放着砚台、狼毫毛笔和厚厚的一沓宣纸。焦丹对梁晓声说，学习书法是让大哥修身养性的最好办法。梁晓声看到妻子把这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禁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两年后，梁晓声夫妇才搬出住了十几年的筒子楼，在离单位近的地方又买了一所住房。
30多年的写作生涯，损害了梁晓声的身体健康。他的颈椎病一直很严重，每天都需要敷药治疗。焦丹细心地记下梁晓声吃药、治疗的时间，定期强制他去医院检查。
作家梁晓声照顾“疯”大哥的故事经报道后，感动了许多人。面对来访的记者，梁晓声感慨地说：“在外人面前，大家只知道有一个具有责任心、有温暖情怀的作家梁晓声。其实在这些事上，我做得并不多，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妻子替我做的。”
妻子真诚的爱，使梁晓声内心常常产生无限的感动和感怀，于是后期他的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相继完成了《浮城》《伊人，伊人》《政协委员》等书稿。
2009年3月，焦丹不小心在楼下摔了一跤，小腿骨折，需要人照顾。可此时正值“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晓声不得不奔走于各大会场，认真地履行着一个国计民生观察员的职责。
回到家里，焦丹十分开心地对他说：“我看电视了。你今天在会上的发言挺不错的，算是一个称职的国家观察员。”看到妻子拄着拐杖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身影，望着妻子头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出的白发，梁晓声感慨地对妻子说：“都说我是一个称职的国家观察员，可是我对自己的这个家却观察不够，连妻子什么时候长出白发都不知道。”
他期望着能早日实现自己多次在书中描绘的“退休后的梦想”：住到郊外去，买几间红砖房，整理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家院落来，抬头可望山，出门即临河，自己与妻子恬静地坐在屋前，闲看云起云落……
来源：中国作家在线、《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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